从阿伯拉尔的理性批判出发，后世许多学者据此而认为阿伯拉尔是第一位理性主义者，第一位人文主义者等。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冷静态度，如法国学者波塔利（Portalie）就认为“阿伯拉尔从不想对信仰的神秘作出哲学的证明，他更没有自称为理性主义者”[125]。杜尔凯姆对这种过高的评价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对阿伯拉尔的评价不能超越其客观思想而人为拔高。这种评价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阿伯拉尔思想究竟是以理性为指向还是以信仰为宗旨。关于这个问题，阿伯拉尔在给海洛伊丝的一封信中曾有过明晰的表述，他说：“我并不想做一个否认圣保罗的哲学家，也不想做一个与基督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因为在上苍之下我没有别处能获得拯救。我的良心之根本，就是基督用以构筑其教堂的基石。”[126]结合阿伯拉尔的哲人兼教士的理想，我们不难看出阿伯拉尔的第一选择是教士，是信仰，而哲人与理性是为教士与信仰服务的。这既是阿伯拉尔所有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又是他思想的巨大贡献所在。诚如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所言：“没有人像阿伯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即圣安瑟伦）。”[127]这种以信仰为最终指向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建立表明：信仰居于本体价值的地位，而理性则扮演了工具价值的角色，理性的最终指向是落脚于信仰之上。正是对信仰与理性的这种价值定位，影响了阿伯拉尔对于教育的目的观和价值论的认识。一方面，由于对理性工具价值的高扬而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教育培养人理性功能的重视，教育成为理性培养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伯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即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宣布福音”。另一方面，信仰的本体价值论使教育的目的只能定位于纯洁信仰之上，“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128]。因此教育是为了信仰，是为了培养人有效的信仰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人的理智能力。可以说，阿伯拉尔所从事的教学与教育活动的最终的旨归在于宗教信仰；而教育本身在其中被赋予了工具性意义，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但这种教育认识论仍未摆脱中世纪对教育的普遍认识，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教育观。所以，如果说阿伯拉尔是一位理性主义者的话，那也只是在神学范围内的理性主义者而已。但不可否认，他对人类理性的高扬却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此意义上富有一定的人文意义和人文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