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0日，近藤邦康教授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我和李泽厚同志做比较研究，报告后来发表在同年11月《思想》上。
近藤教授报告，并经讨论后，最后主持人大石嘉一郎嘱我作答，姑将答词附后，作为本文的结束：
听到近藤先生的报告，很感兴趣。报告对我介绍和批评，能够叫我参加，感到荣幸和不安。
我在近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做得不够，过去年轻时写的东西也不成熟，如对《大同书》，我较注意了它的写作年代和当时的政治实践，而对《大同书》的思想积累和早期“先进”之处，尚待进一步研究。
对章太炎，受他的影响很深，今后也将深入探讨。
经学，过去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鸦片战争以后还起作用。经过五四运动，虽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历史的研究，却有必要。
近藤报告对我有启发，讨论得热烈，也感兴趣。到贵国已五月，再隔二十多天即将返国，在这里蒙大石所长和各位先生的热情接待，衷心感激。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研究所全体先生表示谢意，并祝中日友谊万古长青，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谢谢。
[1] 这次报告，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1984年5月号曾全文刊载，并木赖寿、石田米子记录，近藤邦康解题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