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引进，旧的英雄史观的扬弃，甚至女性视角的加入等等，这些观念性问题都决定着重写史乘的小说之面貌。在史乘的重写中，新的史观（而不是新的史学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当时作家、评论家的发言来看，他们津津乐道的也是新观念的使用、新意义的生成。进一步考察新史观在重写史乘的小说中的表现形式，我们将会发现，与这种观念性相关，小说和前文本之间、小说文本内部也往往存在着各种裂隙。裂隙的产生正来自重新解释的冲动。
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史观鲜明地体现在现代重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中。以《史记·陈涉世家》为前文本的几篇小说，就都基于这样一种与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完全不同的解释模式。孟超、茅盾、宋云彬、廖沫沙都重写大泽乡起义，作为观念“左”倾的作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运用了“先进的历史观”，比如他们都很重视前文本中陈涉“闾左”的身份，并在重写时加以强调。但是，究竟“闾左”是什么？是农民？奴隶？还是农奴，或者雇工？在不同的小说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当然，在不同的重写中，尽管对“闾左”的解释不同，但是都认为这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往往称大泽乡起义者为“闾左贫民”。可是，问题并没这么简单。能够证明陈涉阶级属性的“闾左”一词，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资料中，只在《史记》中出现过这么一次。“闾左”一词的确切涵义在史学界至今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认为“陈涉的出身是相当高贵的”[17]，有学者认为“闾左相当于第五级爵大夫以上”[18]。如果大泽乡起义中那些被征的戍卒未必贫弱，那么，现代以阶级史观为基础的陈胜起义的重写就存在着被质疑的内在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