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利德（伊利亚德）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历史学家的思想互相吻合。说服“中国人”去相信中心象征的重要性未免显得多余，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央之国”……人立足于大地之上，他怎么来看宇宙呢？二元对立显然不够了；东，意味着西；东西，意味着南北。人只有立于环形之轴，或四个方向的中央，最易取得和谐之感……从宇宙学上看，人除了意识到两度空间外，他当然还意识到第三度空间，即上和下。……爱利德理论中的这座中央神圣之山既是天堂与地界的交点，也是天堂、地界、地狱的会合处。[54]
庄子在《天下篇》里概括老子之哲学时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此所谓“太一”即老子之道，此永恒之界域的启示遍及存在，既在时空之内，又在时空之外。老庄之道作为中国文化的灵知基因，很可能就是韦陀灵知基因的克隆。而徐达斯所慨叹的，正是超越性的“太一”、人格维度之“至尊薄伽梵”，在老子那里最后却衍为了中性的“道”：
与《薄伽梵歌》相比，因为失落了超越于“超灵”的“薄伽梵”维度，《老子》现出更强的非人格色彩和入世基调，《老子》之道所翱翔的空间依然在天地、物质世界之内，一个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灵性世界、灵魂的故乡并不曾出现，一个超越于创造之上的，作为“神爱”对象的“至高神圣者”的“薄伽梵”也不曾出现。[55]